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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立久:管理咨询专家,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兼现代新疆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解构德隆》(合著)、《发现新疆》(合著)、《不发达经济实证研究》等。 崔保新:西域文化专家,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现代新疆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藏区三记》、《发现新疆》(合著)、《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新疆:1912》等。          唐立久:我们的对话从《掀起你的盖头来:发现新疆》(以下简称“《发现新疆》”)说起吧。记得2009年5月,我们合著的这本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即有人告状,说此书是一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大毒草,已上市的书即被下架封存。       崔保新:此状告得有些诡异!我们在书中,通篇都谈得是爱啊,爱新疆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西域文化、爱我们的新疆各族兄弟姐妹……,难道普世公认的爱有错吗?我心中是有底气的。      唐立久:很快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乌鲁木齐“7•5”事件。经过学术界和主管部门的审读认定,该书又摆上了新华书店、各大机场的柜台,成为畅销书,多次再版。许多读过该书的人议论说,你们成功地预测了“7•5事件”。      崔保新: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互动,是一种互相尊重,一种互相包容,对话双方是平等的,可以各说各话,君子和而不同。对话打破了话语权垄断,摈弃了居高临下的灌输,让读者参与讨论,感到轻松、亲切、新颖。      唐立久:该书出版以后,你开始关注于新疆近代史,2010年末又有《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以下简称“《沉默的胡杨》”)问世和即将出版的《新疆:1912》。它们与《发现新疆》有何不同?       崔保新:《发现新疆》是宏大叙事,视野阔大,40余万字重点论述新疆100余年的大问题、大人物、大事件,从历史、经济、生态、文化、宗教等进行集成研究;《沉默的胡杨》是剖析典型,一个人的故事放在时代大背景下,知微见著,揭开了新疆县治的面纱,接到了政治的地气。与《发现新疆》、《沉默的胡杨》两书相比,《新疆:1912》是一种散文+论文的写作手法。它在历史长河中截取一个转折时点,以该时点的风云人物为研究对象,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人叙事,深度挖掘,窥视大时代的面貌。       唐立久:去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各地出版的书籍汗牛充栋,有许多质量上乘之书,唯独新疆偃旗息鼓,所出的几本书也是炒剩饭,了无新意,说明新疆辛亥革命研究没有新思维、新方法。       崔保新: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体制大变革,封建王朝寿终正寝,民主共和首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是百年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普世价值从海外传至沿海、中原,最终波及西部。如今,这种由南至北、由东到西的传播方式依然没有改变,2010年以来的援疆大政即是实证。研究新疆辛亥革命的意义亦就在此。       唐立久:从共同点上讲,上述三本书贯穿着同一中心思想,即探究百年来新疆价值的生成,即新疆如何建构各民族平等的主体意识。当从全球化的视角发现新疆、从中国现代化的全局重识新疆、从多元化层面传承新疆、从两千三百万新疆人为本解构新疆时,新疆将从边缘走向中心,“能源枢纽”、“文化/文明枢纽”和“经济高地”地位将与“地缘枢纽”并驾齐驱。为此,须确立新疆主体意识,形成独有的发展模式。我们每位新疆人均是建设新疆的主体者,任何外部援助只有通过我们自身的不断进取才可发挥作用,生成新疆力量,催化新疆的创造力、自主力。       崔保新:政治建构如此,经济建设如此,文化建设亦如此。新疆历史研究也要立足于新疆人自身。辛亥革命是新疆现代化的起点。新疆对辛亥革命的响应不能被湮没,新疆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不能被忽视,新疆辛亥革命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新疆的长治久安不能偏离辛亥革命开辟的轨迹。以史为鉴,可以知更替。这就是我写《新疆:1912》的初衷。       唐立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是当代史,对当代的解构离不开历史。1982 年我大学毕业,由于主修经济统计学,当时我想对新疆经济做一个发展模式研究。在以后几年里,在遍阅新疆各类图书馆和乌鲁木齐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的图书和期刊后,发现对新疆经济研究基本全是内地或国外的“泊来品”,充斥着模仿的、空泛的内地、国外经验,依照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新疆问题,对于新疆本土发展来说基本无效。从1986年开始,我开始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探访和实地调研,足迹遍及每一个县。我认为,新疆和内地省区差异明显,应该依据新疆实情,进行针对性实证研究,形成自己的主张和理论,我称之为“新疆学”。       崔保新:经济学研究尚且如此,史学研究更应体现新疆特点。研究民国初期史,不可不涉及袁大化、志锐时期,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以及盛世才统治新疆前期,对这些人,我们过去否定得多,肯定得少。譬如,末代巡抚袁大化未了的建设新疆蓝图;末代伊犁将军志锐的浓烈的爱国情操和出众的才艺;首任新疆都督袁鸿佑在喀什辛辛苦苦戍边长达20年;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不依赖中央支持,实现了地方财政平衡,在军阀混战之中,让新疆偏安一隅。再譬如,金树仁废除了哈密回王制度,开启了新疆现代教育和留学的先河;盛世才依靠苏联的援助,与共产党人合作,使新疆成为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大通道,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平心而论,这些封疆大吏们,无论忠于哪个朝代,选择什么党派,走了什么路线,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他们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治疆经验,构成了“新疆学”的内容,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借鉴才好。       唐立久:从辛亥革命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在外交上,新疆主要针对沙俄吞并新疆的野心,各民族同心合力,共同抗争;在内政上,各民族反抗封建回王制度,掀起了一次次农民起义。在失败与成功的交替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沙俄强加于新疆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了,封建回王制度被废除了,各民族都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       崔保新:清政府实行的是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满族作为统治阶级享有特权。清政府在南疆实行军政、民族隔离政策,为民国以后的政治治理留下隐患。民国建立后,民族间的藩篱开始打破,各民族都有参军、受教育的权利,老百姓也有了投诉贪官污吏的权利。到1934年,沿用几百年带有歧视的民族称谓“畏兀儿”改为“维吾尔”,其中含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之义。各民族均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用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各民族都可以留学,各民族都有权利从政,组成具有各民族成分的省县政府,一批本土政治家开始都是新疆的政治舞台。譬如像李溶、包尔汗、赛福鼎等,他们先后担任过新疆省主席,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前所未有。       唐立久:当然,新疆本土政治家也不局限新疆出生的人士。新疆最大的魅力或许在于,无论出生在新疆还是外来新疆的人都能在新疆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我们对新疆情与爱之深的缘由。所以,建构新疆的主体意识,核心理念是完成新疆人构造,共同发现新疆的高度。          崔保新:一个问题常常困扰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讲,“新疆学”为我们新疆和新疆人树立原则和特有意识,这是“新疆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唐立久:民国初年新疆总督杨增新说过一句名言:西出阳关无好人。说的是汉族人到西域更多目的升官发财,获取资源。一百年过去了,大多汉族人的心态还是如此吗?对我们来说,经历“7·5”事件,尤其是“9·3” 事件后,对培育新疆人、新疆认同倍感重要。       崔保新:新疆是各族兄弟姐妹共同的家园,尤其是汉族要强化对新疆母亲的保护和爱待。如果汉族不改变客居的心态,把新疆仅作为避难、镀金、升官、发财之地,我们就不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新疆长治久安就很难实现。       唐立久:研究百年新疆史,旨在总结新疆特有的治理经验,发现新疆的密码,建构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体系。从历史上看,历朝治疆策略刚柔相济,以仁政为主。凡治疆有方者,刚柔中都包含的一种大爱。对三股势力而言,若对他们不刚,新疆就会大乱,所以历史上有铁腕治疆之封疆大吏。       崔保新:杨增新还有一句名言:新疆治世是桃园,乱世是绝地。杨增新治疆以仁爱为战略主线,防乱、治乱、戡乱为策略,在中原大战、俄国革命的复杂环境中,保证了新疆的稳定。而他的继任者金树仁,最大的罪过就是把治世桃园演变成乱世绝地。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由乱到治,为新疆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盛世才治疆靠暴力和恐怖手段,尽管他表面上维持了新疆政局,但他不断制造的仇恨如岩浆在人民心中翻滚。他为新疆各族人民心中带来的创伤,直到新中国建立才渐渐治愈。       唐立久:早在远古时期新疆就是一条国际商业大通道。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历史经过很长一段休眠期后,一缕金色的曙光又再次光耀丝绸之路上的新疆。新疆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看能否造就一支“新商”,能否为“新商”营造创业创富的环境。        崔保新:新疆经济是典型的瘸腿经济,以资本密集型为特质的大企业占比较大,而就业容量最大的中小企业,却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既有本土居民缺乏创业创富意识和创业资本的原因,也有企业发展过程中条条框框过多、企业经营边际成本过大的成因。         唐立久:发展新疆中小企业,必然伴随着一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本土企业家是培育和建构新疆主体意识的中坚力量。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无情煅造中,在新疆广袤的大地上正出现一个新的商业群体,短短 30 余年间已是洋洋大观。我们称这个商业群体为“新商”。我们所说的“新商”,不仅仅包括以央企及各省市区在疆国营控股企业、兵团企业,还包括广汇、特变电工、金风科技、华凌、美克、阿尔曼等一批新疆本土企业,当然也包括来到新疆这片沃土投资安家的浙商、苏商、川商、粤商、晋商等等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家。这些“新商”的领军人物——企业家是新疆的稀缺资源。他们用智力、体能、勤劳、坚韧、责任,成就了企业的辉煌,为员工、为社会、为新疆发展和稳定做出了贡献。       崔保新:长期以来,新疆总是囿于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的现实,养成“政策的路径依赖,等靠要和拿来主义”的思想,缺失自力更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精神。西部大开发10余年以来,从实效上考量,新疆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绩,各项数据表明:纵向比,自我陶醉;横向比,扩大了差距。因此,如果不改变“政策依赖型”思维模式,克服“等靠要和拿来主义”思想,全面实现新疆发展恐将成为空话。       唐立久: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对新疆优惠政策越多,人愈加变得懒惰,实际上对新疆越是有害。此外,还要转变四个方面的观念:一是由“单纯供给型发展方式”向“民生改善、消费者主导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次是是由“全力支持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向“支持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相结合”的转变,再次是由“聚焦疆内”向“以区内为主并开拓中西南亚市场”的转变,最后是由“注重经济发展”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相结合”的转变。        崔保新: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提升人的物质与精神品质。培育新疆主体意识的核心在于人,在于转变新疆人的观念,树立大爱强疆的理念,提升新疆人的综合素质。       唐立久:洗去新疆既往表面沉疴易,探求新疆现代经营方略难。前不久,我率“新商联盟”部分企业家赴曲阜学习。新疆是四大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阿拉伯文明)的交汇之地,儒教思想也是其中一部分,儒家文化对治疆起何种作用?孔丘重要门徒孟子曰:仁者无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以为,世界四大文明的思想是一致的,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这就是真善美、平等、仁爱。       崔保新:只有确立新疆主体意识而不是依赖外部,且民族间共享发展成果并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断的交融和学习,由利益共同体逐渐升华为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从而达成增强国家认同的目的、成就新疆可持续发展、提升新疆在国家中的战略价值,这才是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唐立久:在新疆,强化国家认同需要重视防范大汉族主义和两泛主义,破除狭隘的中原中心史观及泛伊斯兰、泛突厥意识,逐步改变心态上倨傲、智识上无知的危险局面。特别需要消解以汉民族取代 “中华民族”的不当作法,充分发掘新疆其他54个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既有和将有的贡献。充分认识公平公正机制在国家认同中发挥的作用,应当在坚持基本公共服务普及化、共享化原则的前提下,依照地域、阶层、行业而不是族别予以适度倾斜,努力实现各地域、阶层、行业的相对均衡发展。       崔保新:研究新疆发展,生态、地缘、民族、宗教、民生与能源等问题复杂交织,加之“三股势力”的因素,更在后发赶超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现代化、商业化、市场化的急剧展开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激活了许多原本被遮蔽的深层次问题。自1978年以来大量事实表明,尽管新疆社会稳定形势整体可控、整体平稳、整体向好,尽管有关调查研究并未显示国家认同本身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趋势,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明显强化、显性或隐性的社会创伤、族际关系在特定区域或特定议题上的渐趋紧张。       唐立久:张春贤书记治疆以后,总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理念。他最近接受媒体采访讲到的“四个忘记与一个牢记”:在新疆工作一定要忘记浮名,把名利放在一边,宋朝大文人刘墉“忍把浮名。治疆之复杂,更要忘记疲惫,要有在艰苦中作战的决心与意志。在新疆工作一定要忘记风险,由于国际国内、历史及周边的危险因素仍然存在,且国际环境越来越不宽松。在新疆工作还要忘记年龄, 60岁的人要当30岁的用,要充满朝气,要像小老虎一样工作,需要在重大社会推进中作为一种承载力来担当的精神。       崔保新:在新疆建立民国的志士,大多死在新疆,魂萦天山。民国初年民国政府派往新疆的知事,广东的邓缵先死于1933年南疆暴乱;浙江的陶明樾发动了“4.12”政变,推翻了金树仁政权,被盛世才杀死于大庭广众之下;湖北的张馨推动了新疆的外交、政法、教育发展,亦死于盛世才的监狱之中。这些虽是内政风险,但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因素。       唐立久:在新疆工作确实辛苦,地区与地区之间平均距离是500公里,县与县之间平均250公里,乘飞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需要一个半小时甚至更长,相当于从长沙到北京。民国初年乘马车,则需要2个多月。       崔保新:忘记浮名,才敢于担当;忘记疲惫,才能跨越发展;忘记风险,才能安心建设;忘记年龄,才能焕发青春。说得好啊!这“四忘”精神是历史传承,贯穿古今,在《新疆:1912》诸多人物身上皆可看到。       唐立久:在新疆工作只能牢记一个:即牢记祖国。张春贤从清朝设伊犁将军府,先后44任伊犁将军,历数治疆历史人物,他说,在新疆工作只能讲境界,没有精神境界是不行的,要体会“境界”、承担历史与未来赋予我们的使命感。要牢记“四个忘记,一个牢记”,才能在新疆立住脚。       崔保新:牢记祖国,自然含有牢记祖国历史的内容。中华民族是具有历史感的民族,我们常常和列祖列宗进行对话,在任何一个重要时刻,不仅有当下人在现场,而且还有历史在倾听。我们今天重新评价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人物,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爱疆还是卖疆,有没有守土有责,有没有促进新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论他们生于哪个时代,为哪个朝代、哪个阶级服务。我们后人只有敬畏历史,才能从历史中受益。       唐立久:我一直在媒体上反问: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能带来长治久安吗?我以为不能划等号。新疆社会的平衡发展,需要现代文化引领,需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解构长治久安的因素。你在《新疆:1912》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既有法治因素,亦有文化因素。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新疆人的历史文化反思,恢复和唤起国人对新疆辛亥革命志士的公共记忆,进而促进新疆人的历史、文化、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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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合作 大同共赢 新商联盟企业家论坛 论 坛 背 景 2010年,在新疆历史上注定将成为重要的一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自治区各项具体举措的推出,无不在向世人昭示:当今中国,一个全新变革的新疆时代已经到来! 光阴如梭,新世纪的十年随着一场瑞雪的来临将离我们匆匆远去。十年,中国急剧转型,社会激烈变迁。财富在重新转移和分配,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社会运作规则日新月异。每个人,每个企业在大时代的洪流席卷之下,都在主动和被动地书写着自己的命运。 茫茫戈壁上,新疆历来就是一条国际商业通道。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条绵延几万里的商道上,人类在造就物质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无数驰名中外的商邦。他们促进丰富了中外交流,在历史上留下的故事至今让后人叹为观止。 历史经过很长一段休眠期后,一缕金色的曙光又再次光临丝绸之路上的新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无情煅造中,在新疆广袤的大地上正出现一个新的商业群体,短短30年间已是洋洋大观。我们称这个商业群体为“新商”。我们所说的“新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不仅仅包括以央企在疆企业、兵团企业及以广汇、特变电工、金风科技、华凌、阿尔曼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较强实力的新疆本土企业,当然也包括来到新疆这片沃土投资安家的浙商、苏商、川商、粤商、闽商、鲁商、徽商、豫商、京商、陕商、晋商等等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家。 “新商”群体已成为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生力军,反映出新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新疆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处,新疆人历来有一种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胸怀。 在新疆跨越式发展下,“新商”群体中的民营经济必将担负新疆长治久安的重任。只有民企的稳定,才有经济的稳定,才有新疆社会的稳定。 论 坛 宗 旨 ● 立足新疆,热爱新疆,为商一任,造福新疆,组建“新商联盟企业家论坛” ● 创新为魂,诚信为基。实现大同共赢,携手煅造执着坚韧、豁达包容的“新商精神” 合作机制与论坛权益 ● 每年组织4次企业管理研讨会,每次邀请3—5名企管专家、新疆企业家与论坛成员共享前沿管理理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 通过论坛为“新商”群体提供合作交流平台,包括商业资讯、项目合作、投融资、管理咨询等服务 ● 创办“新商联盟企业家论坛专刊” ● 创建“新商联盟”网站 ● 每年有针对性组织企业家进行国内外商务考察 收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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